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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文化焦虑问题

作者:朱厚泽  来源:《炎黄春秋》2010年6期    浏览量:    发布时间:2010-07-08   

 

编者按:推进中国民主、科学事业的中坚英才,中国民主思想的重镇、中共贵州省委前书记、中宣部前部长、本刊编委朱厚泽同志,201059日于北京逝世,享年80岁。这篇文章经作者生前多次修改,准备在本刊发表。作者希望几位学者和他共同讨论这个问题,但相关文章没有准备好,等待不及,先发此文,以为纪念。

  

  广义的说,凡地球上的非自然存在,以及打上人类印记的自然存在,都可以叫做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文化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积淀及其轨迹。

  在西方许多国家,文化和文明在词义上是相通的。在中国的汉语中,往往把一定的文化类型,把凝固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并存续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化,称为文明,不仅涵盖一定文化的特征,还涵盖一定文化发展的程度。为区分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属性,或为强调它的政治和制度的层面,又区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等等。

  

  文明差异和文化交流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想稍微离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具体的历史,一般性地考察文明发展进程的全球态势。

  无疑,各种文明总是在一定人群、一定的地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总是以一定的自然环境为背景,又以一定的人群作载体。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种种文明,势必存在着文化的差异,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和风貌。但是,在一个横断面上对它们进行的观察,又无法比较出它们的高低优劣。比如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你怎么比啊?因为习俗和审美的不同,这个民族喜欢这个,另一个民族喜欢那个。

 

  然而,由于资源(自然的,人文的)聚集不平衡的绝对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明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既有相对走在前头的,也有相对发展靠后的;既有处于中心区域的,也有处于边陲的。文明发展程度不一,就会产生“文明的落差”。这与流水的落差一样,必然会从高端向低端流动,从中心向周边扩散。或周边地带也会被中心地区吸引,主动去学习和接受高端文化,以提升自己。

 

中国历史上曾是东方文明的中心,日本派“遣唐使”学习唐朝文化,是吸纳高端文明的例证;而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则深深刻录了这种文明流淌和扩散的轨迹。

 

  当然,文化交流现象还不仅仅由于“文明落差”引起的。相对先进的民族向相对落后的民族吸收文化营养,以丰富自己文化内涵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中国中原地区自汉至唐,从西域各民族那里不仅学习了佛法,而且学习了许多种植技术——如西瓜、核桃、棉花等等,还学习了音乐、舞蹈、杂技、绘画等许多文化艺术。而《西游记》描写唐僧取经,玄奘最后回到长安,关起门来译经,是因为发现了和我们不同的印度文化,觉得它很值得我们去了解、去吸取。这种不同文化相互流动、相互影响、取长补短的历史现象,也是不可忽视的。

 

总之,文化的交流、扩散、转移、相互接纳、互补、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遏制的历史主流。不同的地域、环境和人群孕育出不同的文明,决定了文明的多样性;而文明的差异,特别是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聚集的不平衡,又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到资本主义出现的时代,因文明落差而引起的文化交流,就是所谓全球化的过程。什么是全球化?定义很多。我认为全球化就是指当今世界人类的活动已经或正在急速地、大规模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和自然地域界限,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日益密切的互相交往、互相联系、互相求索、互相利用、互相满足、互相融合、互相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的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运行状态和演化过程。

 

  中国近代和现代面临西方文明的两次大规模进入,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点。第一次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正值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西方文明东来,是以贪婪的经济侵略(倾销工业产品和掠夺原料)为主导,以血腥的军事侵略为手段,它给中国带来西方文明的同时,也给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深深的灾难和屈辱的感受。第二次是20世纪下半叶,革命与战争时代逐渐为和平与发展时代所代替,西方文明东边来,是带着高新科学技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政治的伟力,中国人民从全球化的进程中,感受到严重的挑战并争得新的发展机遇。

 

  在近代和现代两次外来文明大规模进入中,我们民族在应对上,似乎反复地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是器物层面的东西比较容易认识,容易接受,在清末是“坚船利炮”,在1950年代是“两弹一星”。但是对于器物后的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东西,则不容易看清楚,不容易接受。在洋务运动开展若干年后,我们被历史上曾是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打败后,才认识到进行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至于从制度改革的层面进入到文化改革的层面,出现像鲁迅、胡适那一代人,则更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抓紧“两弹一星”和重工业的建设,看来也是必然的,事后看来,虽然有值得讨论之处,但难于非议。不过,后来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吸纳人类文明的新成果,提升我国文明的层次是有一定困难的。

 

  第二是我国面临外来强势文明进入的时候,正是国难当头或危机四伏的时候。因此,在器物层面接受外来文明时,采取了国家主义的形式:用国家垄断资源,政府直接委派官员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搞“国家工业化”。对民间力量限制、削弱,甚至企图把它消灭。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没有民间力量的活跃,没有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要想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决策,正是对我们近代现代历史痛苦教训反思的结果。

 

  前两年,在我们讨论全球化问题的时候,有人讲:“全球化”不就是往北美那个国家那里“化”吗?不是把全世界都“化”成它那个样子吗?国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也有这种论调。2008年,在广州我对提出这个问题的同志说:你说当今全球化表现为“美国化”,这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从高新科技到“好莱坞”、“可口可乐”、“麦当劳”,都是从美国来的。但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20世纪的全球化突出表现为“美国化”呢?要先回答而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还应该先问一问:为什么18世纪、19世纪的全球交往,主要表现为“英国化”呢?还要问一问:为什么在八、九、十世纪的时候的国际文明交流中,东方表现为“中国化”,或者叫“汉化”、“唐化”呢?

 

  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正是我前面说的,在不同时期,文明有中心和边陲,有高端和低端。处于低端和边陲的国家、地区,总是希望从高端拿到新的文明成果来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来充实和发展自己。而居于高端和中心的国家及地区总有一种向四周扩散的趋势。

 

在文明扩散和转移的过程中,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处于高端的先进的文明向低端和边沿扩散,提升了低端的水平。另一方面,在传播过程中会伴随着磨擦和冲突。

 

为什么会有磨擦和冲突呢?

 

  第一,高端文明是从处于高端的那个民族和国家中孕育出来的,必然带有那个民族和国家的特点,这就有个价值判断问题,即是与非,美与丑的判断。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同,在交流和传播中就会与接受地的文化产生磨擦。

 

  第二,从一定民族国家中孕育出来的文明,它在向外扩散、传播过程中,必然会带有那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这就会与其他的民族和国家发生利益上的碰撞。此外,高端文化向外扩散过程中,也不是很纯洁的文化,难免泥沙俱下,鸦片随同英国商品进来了。因此,高端文明扩散的过程,不要幻想是牧歌般的,不是演奏着圆舞曲、迈着轻松舞步的过程。磨擦、碰撞有时会爆发为战争,强势的文明对弱势的文明采取征服的办法,甚至是灭绝的办法。一旦高端文化和落后文化发生冲突,吃亏的往往是后者。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诚心向西方学习,结果却是“先生打学生”。

 

  既然文化传播过程有二重性,那么,对于二重性的事情就应该采取二重性方针。第一,判断清楚,那是先进的文明,我们就要把它拿来,学到手,拿过来为我所用,丰富自己,发展自己。第二,对于传播中的文化磨擦,对于传播中的利益冲撞,就应该用国际间共同遵守的国际规章通过谈判、对话、协商,用订立契约的办法,订立双边或多边协议、条约的办法,来界定相互之间的利益。以求得在“双赢”的条件下实现文明的吸收和交流。如果不能做到“双赢”,也要做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来实现这样一个过程,力争降低震荡,减少磨擦,避免冲突。

 

  由此,我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创立的特区思想以及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决策。什么是开发区?一般解释是:开发区是一块地,有几平方公里,里面有很好的设施和密集的企业,实行一些优惠的政策。这是从空间上的理解。如果从人类文明的传播、转移、吸纳、扩散的角度来看,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开发区是为远渡重洋来到的一种新的文明提供的一个停泊的港湾,一个登陆的码头,是为一种新的文明的种子提供发芽的苗床,为新的文明的幼苗、植株提供生根、定植、壮大的园圃;为新的文明、新的生命的那个“蛋”,提供孵化的舒适、温暖的“窝”,让它能破壳而出,茁壮成长。如果可以这样理解沿海开放,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在当代全球人类文明扩散、转移、吸纳中,做出的一种现实的政治选择,一个制度安排。一种减少文明传播中的磨擦、冲突的政治选择和制度安排。

  

  关于现代文化焦虑

  

  当前说的文化焦虑显然是指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焦虑是对心情、对精神状态的形容。文化焦虑是一种社会心理状态。

  文化焦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是近代的事。

  在农耕文明时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焦虑。那时也有焦虑,杜甫就有焦虑,但杜甫焦虑不是文化,他是焦虑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他对社会不公感到焦虑,看见贫困而焦虑,看见战争带来的灾难而焦虑。我们民族号称有5000年的历史。在河姆渡发现了7000年前的人工培植的稻子,说明这时已经进入了农耕文明。古人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说明农耕社会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因为在建立农耕文明之前,人跟野生动物没有多大区别,生活资源直接取之于自然,有鱼就打鱼吃,有果子就摘果子吃,没有就搬家,哪里有哪里去。只有农耕文明的确立,才使得人类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在一个相对可以预期的时段里,取得自己的食物作为生存保障。这样,人就和其它动物开始明显地区别开了。

 

  要建立农耕文明,要种农作物,就得知道寒热暑湿、风霜雨雪、阴晴圆缺、春夏秋冬,这就迫使人从这里进入对自然的了解,逐渐产生了天文和历法。我们中华大地在农耕文明延续的几千年中,从秦始皇以后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专制国家。下边是农户,有乡绅,然后有一层一层的政权,一直到最上边的皇帝。在自然观上比较尊重自然,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在社会观上,有家庭、家族的一套行为规范。总体上讲,那个时候的思想、理念、价值观、社会观、自然观跟农耕文明是适应的,不存在现在说的文化焦虑。

 

现代文化焦虑是怎么来的呢?

 

  说得确切一点,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焦虑”。

  问题就出在现代化上。而我们这个民族在现代化的问题上是掉了队的,就是比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差了好大一截。当欧洲文化进入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接触,就产生了磨擦,引起了震荡,进而发生了冲突。磨擦、震荡、冲突反映到心理上就是焦虑。

 

  前几年有一本书名为《中国可以说“不”》,就反映了文化焦虑的心理。

  其实,自从现代化敲击中国的大门的开始,中国一直都在说“不”,一直有文化焦虑。乾隆年间,英使马嘎尔尼来访。因为下跪的问题有过一番交涉,最后得到解决,乾隆皇帝接见了他。他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比如:马嘎尔尼要求派专使长期驻扎北京,要给他们提供港口,要有固定的税率。乾隆皇帝说“不”,马嘎尔尼失望而去。20年后,英国又派人来,但是皇帝不见,还是说“不”。又过了二十几年,1840年,战争就打起来了。现在的共产党也是说“不”的,把西方那一套弄过来了还行?绝对不搞西方那一套!

 

  有人为当代“全球化”表现为“美国化”而焦虑。对唐宋时代的“唐化”、“汉化”,为什么没有人焦虑?那时很安逸嘛,为什么近代以来就不安逸了?1840年前后卖鸦片的进来了,打起来了,你跑我家门口来了,我就不高兴了。当时我们也搞不清楚外国人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跟我们建立联系。最近几年大概有点感觉了,你发展了这么大个经济体,你怎么可能不到全球去寻求资源和市场呢?我们也跑到非洲挖矿去了,采油去了,那里也出现了杀中国人的事情了嘛;我们的商品也行销海外了,贸易磨擦也多起来了。面对新的情况,我们外交部也开始认识到了。

 

  文化焦虑跟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传播有关系。焦虑之后会产生危机感、紧迫感是积极的反应;焦虑以后也会产生急躁,还会产生一些极端主义的反应。如果没有东西文明的交流、碰撞、磨擦,就没有现代的文化和文化焦虑问题。进入了近代,西方商业文明发展起来,它的力量向外扩张。西方文明进来,和东方文明相遇。以工商文明作为内容的西方文明跟我们的传统农耕文明发生了磨擦和碰撞,文化焦虑就开始了,而且是越来越焦虑了,一直焦虑到五四运动。进入近代,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一步一步到文化层面,在这一系列的方面艰难地在探索和适应。器物层面上的东西比较容易接受,洋枪洋炮洋船,先买嘛。后来就觉得制度不行,就进行制度改革,制度改革以后就引起了文化观念上的碰撞。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焦虑,首先从少数先进人物普及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官员以及广大的群众当中。一大批慷慨悲歌之士就是在这样一种焦虑中出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焦虑中奋起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探索中走到前边的。

 

  从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我们正在从三个大的方面跨越文明峡谷:

  第一,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形成了冲击世界的三大潮流。这是当代全球主流趋势,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北南东西,概莫能外。三大潮流其能够形成全球大趋势,它的动因、形成的条件,又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化”:第一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信息化,它是以数字化、网络化和逐步迈向智能化为特征的;第二是经济制度方面的市场化,它是与社会化、民营化(西方叫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相伴而行的;第三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多元化,它是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开放、共容、和谐、共存的多元文化精神。

 

  二,三大经济结构转型。传统的农业经济,近代的工业经济,当代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以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相应的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发育成长出三种很不相同的文明。即:传统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近代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有的直接称之为机器文明),现代知识社会和智能文明(有的称之为信息社会和信息文明)

 

  三,两大文明转型。一是从传统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型。这个转型在发达国家经历了二、三百年才完成。二是从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向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知识社会、智能文明转型。这个转型首先从北美这个最发达、最成熟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的数量,是这一社会文明转型的标志。

 

  中国正是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下还进行着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这指的是: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规模上推进我国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向近代工业经济社会转换中,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国家垄断资源,政府集中控制,官员直接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以行政指令为方法。“国有化”把一切财富都集中到政府和各级官员手中,把十亿人都变成了靠工薪或工分——“吃大锅饭”的无产者。整个国家变成为一部“大机器”,各个地方、企业、单位、个人就是“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一个螺丝钉。城乡被严格分隔,个人属单位所有,社会被国家吞没……。这种方式限制和取消了市场制度,限制和消灭了私营民营经济,压制了民间社会力量。经过30年的实践,证明这种选择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极其不利。因此,我们又正处在从行政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单一国有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转变,从城乡分割、固化农村向全面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转变……等等,这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长期僵化固化的社会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流动开始了。但这个变化还受到原有文化的束缚,步履维艰。

 

外部的三大潮流冲击,内部的三种经济并存,历史性的两大社会文明转型同时到来,全局性的深层组织制度变革和结构变迁与创新相互叠加。……这一切,在世纪之交的时刻,在东亚这块土地上,汇合、重叠、聚集到一起来了。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矛盾;各种地区的、民族的、宗教的、心理的困扰,都在同一时空里聚焦到一起来了,复杂而多样,深刻而尖锐,持续不断而变化多端,融合渗透,难解难分。

 

当前的文化焦虑,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因为几种不同的文明压缩叠加在一起,我们负担非常重,心情特别的焦虑。焦虑当中容易出现一些极端主义的思潮,对这些极端主义的思潮要看到它出现的不可避免,但是要防止引起一些不理智的选择。在这样困难重重的选择过程中,应当保持一点理性的思考,减少一点非理性的冲动。

 

这一切之所以形成如此这般,从时、空双向——历史的和全球的——更加展开来观察与思考,就不难发现,它是与人类文明演化中,中国近代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在时段上明显地滞后,在路径选择上之偏离主流,从而形成的时、空双向的深层间距和强烈反差有关。这是历史的与现实的、地区的与全球的、经济的与政治的、制度的与文化的、利益的与价值的、理性的与感情的,……多维空间中的多重差距与对立。

 

  中国今后的发展进程能否比较顺利、较少折腾,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决定于能否正确对待和恰当处理三大冲击、三种经济、两大转型和一系列制度性、结构性转变相叠加所形成的特殊局面、复杂情况和深层矛盾。

  跨越文明的峡谷,这也许就是当今中华民族艰难之所在。但同时,它也是当代和未来几代人创造民族伟业的、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

  

在曲折中艰难探索

  

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再到五四运动,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一步一步往前深入,但是每一步都遇到了困难,几代人为此在文化问题上作了反复的研究和艰难的判断。

 

前些年我和几位8090岁的老同志聊这个问题:怎么会从五四运动的德先生、赛先生(这些都是西方文明的表征),最后走上了苏联的道路?这是怎么回事?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们当时提出这样的观点:20世纪初,当我们正在进行探索的时候、正在寻找道路的时候,西方经过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而建立起来的制度,其内部便蕴含着许多矛盾和危机。生产过剩,经济震荡,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尺度,阶级矛盾尖锐等。这些矛盾导致两次经济大危机和两次世界大战。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全球有识之士都在思考:西方工商文明所建立的制度究竟怎样?站得住还是站不住?为了走出危机,20世纪出现了四大思潮及其社会实践:

 

第一是法西斯主义。在经济上对大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治经济;希特勒为了实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想,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反对民主,扼杀人权。法西斯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已经被人们唾弃。

 

第二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它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暴力革命,实行和平过渡;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

 

第三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完善。资本主义制度实际是组织社会生活的一种制度体系。这种制度体系是经过人类几百年的探索、实践和试错中逐渐演变而成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在20世纪,比较突出的改革要算“一战”前夕英国的劳合·乔治的社会政策,和1935年美国的罗斯福新政。这些变革无疑是吸收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内容。

 

第四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二战以后,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十几个国家掌握了政权。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一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但是,从上世纪60年代以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由于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日益深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如果画一个坐标来描绘这四大思潮及其实践的话,那么,共产主义运动大体上类似一条抛物线,20世纪初十月革命后升起又慢慢下来,最后到这个世纪末,以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解体作标志。希特勒就像一个尖脉冲,急剧升起又急剧掉下来。北欧社会民主党类似一个平缓的渐进线,它也有波折,但是比较平缓。突出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社会党总结自己的经验和教训慢慢走向了核心,欧洲很多国家的社会党比较长时间执政,或者单独执政,或者联合执政。而处于这个危机中的美国又是原来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他经历降低曲线几乎破产的时期,在罗斯福新政的带领下经过二战,借助新的技术革命逐步上升,进入了持续的发展。

 

这四大思潮不是学者在书斋里面的思考,而都是有大量的人群跟随,都建立有政党,形成一定的国家制度,我们的选择应是在这么一个大背景下进行的。

 

苏联的道路曾经在全世界引起过巨大的反响。在上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大危机的时候苏联搞工业化很有成就。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思潮有很大的吸引力。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也崇尚这种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几大实践的背景下,孙中山先向西方学习,后来又向苏联学习。面对20世纪的多种探索,经过各种文化的交流、磨擦和碰撞,在各种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在错综复杂的政治力量的交叉作用下,我们终于走上了这么一条路:两千年皇权政治的传统,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两种东西加在一起,就形成了毛主席说的“马克思加秦始皇”。

 

不同文明在交流、磨擦、碰撞中,选择自己的出路,当然有自己的立足点。如果没有自己的立足点,就没有办法形成自己的凝聚力。所以,民族国家依然是当今国际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基本单位。但同时要看到,不同文化在交流、磨擦和碰撞中,逐渐形成人类共同的价值观。超越民族国家的趋势也在发展,具体的例子就是欧盟。历史上战乱不休的欧洲国家终于走到一起来了,形成了一个共同体。

 

如何在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寻求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找到既有差别、各具特色又共通的前进道路,这恐怕是我们思考文化问题不能回避的问题。

 

前面说的20世纪四大思潮,是我上世纪90年代的看法,后来我思考,实际上有六大思潮。另外两个思潮是指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两种路线选择:暴力革命的路子与和平渐进的路子。比较研究民族独立运动两个路子会给人以启发。关于和平渐进的路子,早一点的是印度甘地为代表,晚一点的是以南非曼德拉为代表(严格说来,这是曼德拉出狱以后的路子,他早期也是主张暴力的)

 

1980年代,小平同志会见非洲的一位领导人时就跟他讲,你不要去搞什么社会主义。我觉得这句话有着十分深刻的历史背景。二战以后有一个民族独立的浪潮。这个浪潮大体上可以分成两类,一类就是武装斗争、暴力革命,赶走殖民者,包括农场主,最终建立民族国家;另外一类突出的代表就是南非的曼德拉,他没有搞武装斗争、暴力革命,而是采取和平的、渐进的办法。现在南非经济社会都比较平稳,发展也比较好。第一类国家不是全不好,但的确有相当一批陷入到部落民族的纠纷里边,打了几十年,现在还没完没了。通过武装斗争把殖民者赶走的同时,还清除了殖民者带来的文化。因此这些地方出现了文化的断层。这些经验告诉我们,殖民主义也有多重性,起码有二重性。它既是对这个国家民族主权的侵犯,经济利益的剥夺,又带来了一种不同于你这个国家的文化。如果在赶走殖民者的时候,把它带来的文化也消灭了,就是连洗澡水带娃娃一起泼掉了。一个国家的道路怎样选择,恐怕要有多重考虑,不要单一化。特别是在文化面前,更应当保持一点冷静,保持一点思考,减少一点非理性的冲动,防止一些不理智的选择。极端主义往往会有不良的后果。

 

从这里引出一个相关的问题: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怎样管理文化?我在中宣部工作的时候,讲了文化问题的三个“宽”:对不同意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的同志宽厚一点;把文化环境搞得宽松一点。文化思想上不要强求一律,不要搞思想文化一元化。我想到费孝通,费老,他80大寿的时候说过的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老这几句话说得很深刻。

  

  (作者为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

  (责任编辑杨继绳)

 

编发:朱厚泽  编审: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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