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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美国的小学生回答“钱学森之问”

作者:薛涌  来源:《南都周刊》2009-11-23    浏览量:    发布时间:2009-11-26   

薛涌

《南都周刊》2009-11-23

 

  如果教授们把自己的关注点转移到学生内心世界的发育,教育就丧失了其本质,自然也就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钱学森的遗言,或者说“钱学森问题”,最近成为媒体的热点话题。钱学森去世后,安徽11名教授就“钱学森之问”发表公开信。如此隆重的举动,想必一定有些卓越的见解了。但有网友读罢归纳说:“看了这11位教授的公开信,全文960字,内容为:(一)回顾‘钱学森之问’;(二)教育界成就巨大,也存在一些问题;(三)总理关注;(四)应该直面,并且‘我们’有信心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解题。全信通篇近千字,除了新闻媒体报道的、大家已知的内容以外,属于11位教授的东西,就只剩下表态了—(1)‘只有直面这个疑问,才能为目前中国教育存在之种种问题寻求真正的解决之道。(2)‘我们坚信,不久的将来,我们一定能解开这道题’。”

 

实际上,这11位教授至少是从反面很好地回答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因为从中小学到大学,中国的教育大都被如同这11位教授一样的人物所占领。他们不管面对什么挑战,所能做的就是背诵一段历史教科书、引用领导人的几句讲话、然后表示一下自己的决心。我们从小就是这么长大的。这种政治学习般的教育模式,怎么可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按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深重的教育问题,非要等到一位早已经退休、久卧病榻的九十五岁的老人发问才来正视,这已经够有讽刺意味了。不过,这并不是说“钱学森之问”没有意义。他年轻时代在加州理工学院学习工作十几年,奠定了他一生成就之基础。他所问的中国教育的问题,实际上也是以美国教育为参照的。许多在美国学习工作多年的中国人,也在问同一个问题。不久前我碰上一位曾在常青藤读基础科学博士的朋友,发现十几年不见他已经在做生意了。他对我坦言:“我的博士读到最后就差一个论文,最后还是放弃了。实在没有动力呀。我们这些中国学生来这里,头两年上课考试,大致都比美国同学还好。但通过资格考试后一作起研究来就不一样了。人家是在追踪自己终生关怀的问题,是在津津有味地玩自己最喜欢的游戏,简直到了忘我之境。我们呢,连为什么作这个题目都不知道,总觉得研究的东西和自己不相关。长期这样搞下去,一切都变得索然无味。”

 

另一位同是名校出身的工程博士也告诉我:“看看身边的中国同学,奥数金奖银奖、少年班的一大堆。但这些人成功率非常低,真能达到‘杰出’程度的几乎是闻所未闻。为什么?大家从小都是做题做出来的。这和文科的死记硬背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既然大家都知道中美教育的不同,那么究竟怎么不同?因为没有对美国教育从小的亲身经验,大家对这个所谓的“钱学森之问”实际上还是难以回答。所幸的是,我们这代旅美的中国人孩子大多在美国的中小学里读书。要正面回答“钱学森之问”,他们比那安徽11教授显然更胜任。

 

以我自己的女儿为例,她刚刚十岁,在波士顿远郊一个叫哈佛的不足六千人的小镇上读小学五年级。最近学校宣布科学课要外出考察一天,需要父母当志愿者。于是她妈妈和她一起去了。两人回来讲述了这难忘的一天,女儿也马上完成了作业。我检查了她的作业,才知道她是怎么学习科学的。

 

她们这次外出考察的是当地的纳什瓦河(Nashua River)。考察之前,老师对全班讲了这条河的故事:此河在本地区的河段正处于分水岭位置。分水岭的水质对下游支流有着塑造性的影响。纳什瓦河开始是被印地安部落占据,那时河水清澈,可以健康饮用。后来欧洲殖民者从印地安人手中夺得这块土地。他们很快学会了造纸,沿河建了许多造纸厂,把废料倾倒到河中,不仅使河流变色,而且河水浓到停止流动的程度,乃至任何生物都无法生长。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当地有位叫Marion Stoddart的环保主义者梦见印地安部落的酋长哭泣,因为这条河已经死了。于是她发起了抗议运动,最终联合工会和企业领袖展开了对该河的治理,建立了八个污染处理厂和宽大的沿河自然保护带。结果,河水开始清澈起来。老师让学生们自己去研究一下,这条河如今是否在环境上安全。

 

孩子们在老师的指导下很快设计了对河流的测试方案。大家带着各种捕捞的网具和瓶子,到河中荡舟,随时捕捞各种生物,从鱼、乌龟、各种昆虫到蚊子的卵无所不有。捞到的东西,要放到瓶子里分类统计。最后得出了结果:在所捞到的生物体中,有27种是对污染极度敏感的,有253种是对污染有一定的容忍力的,有18种是对污染有容忍力的,有一种对污染的容忍力不明。最后全班经过讨论得出结论:这条河流基本上健康安全。

 

我让女儿解释一下她如何能推出这样的结论。她振振有辞地说:只有那些对污染有容忍力的生物体才能在污染严重的河流中存活。这条河流的污染程度一度让这种生物也无法生存。可是,我们如今发现有27种对污染非常敏感的生物。这种生物按说稍有污染就会消失的。从我们一天捞获的数量统计上看,它们比对污染有容忍力的生物种类还多。它们是非常好的Bio-indicator(生物指示物),证明这条河流大致是健康安全的。

 

需要指出的是,女儿的科学课并非没有书本上的抽象概念。我拿她最近某天的作业一看,一大堆词汇逼着我一个一个地查字典,比如aquatic invertebrate(水生无脊椎动物)、eutrophication(水体加富过程)、 photosynthesis(光合作用)、 aquifer(地下蓄水层)、dissolved oxygen(溶解氧)等等。不过,这些概念大多要通过孩子自己的研究活动来学习。孩子们要能用图像和文字进行解释。这群十岁左右的孩子不是在那里背书,而是像一群小科学家一样在那里进行实验、研究,掌握科学的逻辑和程序。

 

卢梭曾指出,孩子是自然之子。让他们自发、自动地从环境中学习,比传统的书本教育要有效率得多。后来法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Jean Piaget曾说过一句名言:“每次你告诉孩子一条知识,都是阻碍了一次她对世界的发现”。教育要启动的是学生内心的动力,传授的知识不过是这一动力运转时的燃料。这样培养出来的人,就如同我那位在常青藤读过基础科学的博士朋友所观察的那样,搞起研究来是为了自己,有着内在的冲动。

 

中国的教育,当然有制度等多方面的问题。但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老师不会教,不理解学生的内心。虽然中国的教育经费长期严重不足,但对大学的投入还是相当可观的。可是,如果为人师表的都如同这11位教授一样,眼睛总盯着上面,盯着总理、部长、或钱学森,而不把自己的关注点转移到学生内心世界的发育,教育就丧失了其本质,自然也就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作者为著名评论家,著有《直话直说的政治》、《中国文化的边界》、《仇富》和《怎样做大国》等。)

编发:薛涌  编审: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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